吴敬琏：最核心的矛盾还是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社会认知体制。体制上有缺陷，所以就会造成腐败的绵延，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转不过来，转了十几年了，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第一财经：那么施政所向呢？

　　吴敬琏：施政所向就是首先要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找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和大众一块儿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财经：作为经济学家，您对政府的施政所向具体怎么看？比如说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给落后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里面也有问题。如何去解决高速发展和付出的代价的矛盾？

　　吴敬琏：我不得不说在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及老百姓的收入是线性相关的。就是说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只有有了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够有这么多就业，才能够使得老百姓的收入有这么高的增长。其实这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问题是看你怎么增长，你靠什么办法增长，这就是所谓增长方式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最近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增速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这一年半的时间就业的情况怎样？就业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得多。这就是说，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关系，不是说有多少增长就有多少就业。

　　“九五”计划决定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五”计划做得很不好。在我那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里面就讲到了当时讨论问题出在了哪里，叫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主要的就是指政府有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把GDP的增长看成政绩的主要标志。这是问题所在。那么怎么办？转变方式。转变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些什么办法？当时讲了四个途径：一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市民化；二是制造业要强调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就是要着重在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方面，就是说要发展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成分；三要发展服务业，发展独立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四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为什么这两年的就业情况跟经济增长的情况是两个方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服务业的发展终于超过了制造业，大概是从前年开始。去年我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就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所以虽然增速掉了几个百分点，但就业没有掉。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问题，因为产业结构有问题，反倒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好。原因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比重仍然太低。我们当然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一定要打破那种想法，说是一定要保持8%或者10%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就业，并不是这样的。

　　关于国企改革

　　第一财经：我们注意到当前的改革再次把国有企业改革列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也看到以前说要管好企业，现在则要管好企业的资本。这样的一个改变，您觉得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这可能是三中全会吸收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讨论后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最重要的一个突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过去政府直接管企业，政府官员就变成了企业的经理人。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搞不好的。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的问题就看怎么落实了